伯拉纠（Pelagius）与奥古斯丁（Augustine）：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？
在基督教思想史上，关于人的自由意志（Free Will），最著名、影响最深远的争论之一，就是公元五世纪初伯拉纠（Pelagius，约354–418年以后）与奥古斯丁（Augustine of Hippo，354–430年）之间的神学争论。
这场争论不仅关乎人是否能够自由选择善恶，更涉及基督教信仰中几个根本问题：
人生来就是罪人，还是因为自己的选择才成为罪人？
亚当的犯罪究竟给全人类带来了什么后果？
人能否凭自己的意志遵行神的诫命？
如果得救完全出于神的恩典，那么人还有什么责任？
如果神预先知道甚至预定人的得救，人是否仍然拥有真正的自由？
这场争论最终影响了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论、恩典论、救恩论，以及后来马丁·路德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。
一、伯拉纠：人有选择善恶的自由，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
Pelagius（伯拉纠）
伯拉纠是一位来自不列颠地区的基督教修道思想家，活跃于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。
他特别强调基督徒的道德责任，反对把人的犯罪归咎于不可抗拒的人性软弱。
1.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，因此具有自由意志
伯拉纠认为，既然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，就赋予人选择善恶的能力。
自由意志不是罪恶的产物，而是神创造人的重要礼物。
如果人根本无法选择善，那么神命令人行善，甚至因人犯罪而审判人，似乎就失去了道德上的合理性。
例如，耶稣说：
“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”（马太福音5:48）
伯拉纠会问：如果神命令人完全，却没有赋予人遵行命令的能力，那么这样的命令岂不是不公平？
因此，在他看来，神的诫命本身意味着人具有遵行诫命的能力。
2. 亚当的罪没有摧毁后代的自由意志
伯拉纠不接受后来奥古斯丁所系统阐述的原罪论。
他认为：
亚当犯罪，是亚当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。亚当为自己的罪负责，但他的后代并不因此生来就承担亚当的罪责。
人类确实受到亚当坏榜样的影响，也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社会中，但这不等于每个人出生时就已经在道德上败坏、无法选择善。
因此，伯拉纠认为，一个人犯罪是因为他选择犯罪，而不是因为他从出生起就无法不犯罪。
3. 神的恩典重要，但并非人行善的绝对先决条件
伯拉纠并不是简单地否认神的恩典。
他承认神赐下创造、自由意志、律法、教导、基督的榜样与赦罪之恩。
但他认为，人既然已经拥有神所赋予的自由意志，就有能力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。
在他的思想中，神的恩典帮助人认识和实践善，但并非每一个善行都必须由神在内心预先改变人的意志才能发生。
伯拉纠的核心关切是：如果人没有真正选择善恶的能力，那么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？
二、奥古斯丁：人拥有自由意志，却因罪失去了真正行善的自由
Augustine of Hippo（希波的奥古斯丁）
奥古斯丁是西方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。他曾经历漫长的思想探索与道德挣扎，最终归信基督教。
他对自由意志的理解，与自己的生命经历以及对保罗书信的研究密切相关。
1. 人确实拥有自由意志，但自由意志已经受到罪的损害
奥古斯丁并不否认人有自由意志。
他认为亚当在犯罪之前，拥有不犯罪的真实能力，可以选择顺服神，也可以选择背叛神。
然而，亚当犯罪之后，人类的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。
罪不仅是外在行为，而且成为一种影响人类意志、欲望和爱的内在力量。
人仍然会思考、判断和选择，但人的意志已经倾向于自己而不是神。
奥古斯丁的一个重要区分是：
自由选择（free choice）不等于真正的自由（true liberty）。
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欲望选择，却不一定有能力使自己的欲望转向真正的善。
例如，一个人知道骄傲、嫉妒或贪婪是不好的，也希望自己能够改变，但在实际生活中，却一次又一次陷入相同的罪。
问题不仅是他不知道什么是善，而是他缺乏持续行善的内在能力。
2. 奥古斯丁从《罗马书》第7章理解人的意志困境
保罗写道：
“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”（罗马书7:18）
又说：
“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”（罗马书7:19）
这两节经文非常适合说明奥古斯丁的观点。
人不仅需要知道什么是善，更需要获得实践善的力量。
奥古斯丁认为，律法可以告诉人什么是正确的，却不能单凭命令就医治人的意志。
这正是他与伯拉纠的根本分歧。
伯拉纠强调：既然神命令人行善，人就有能力选择行善。
奥古斯丁则强调：神的命令让人认识善，也让人发现自己多么需要神的恩典。
不过需要说明，《罗马书》第7章中“我”究竟代表未重生的人、重生后的信徒，还是处于律法之下的以色列人，历来存在不同解释。奥古斯丁本人对这段经文的理解也经历过发展。
3. 恩典不仅帮助意志，更要医治意志
这是奥古斯丁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。
他认为，人得救并不是神提供帮助之后，人再凭自己独立的能力完成最后的决定。
相反，神的恩典先在人心中工作，使人能够真正转向神。
恩典不仅赦免罪，而且改变人的爱、欲望和意志。
奥古斯丁在《忏悔录》中有一句著名的祷告：
“求你赐下你所命令的，然后命令你所愿意的。”
拉丁文：
Da quod iubes et iube quod vis.
这句话可以说是奥古斯丁整个恩典论的浓缩。
神要求人圣洁，但人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达到圣洁。因此，人必须向神祈求遵行神旨意的能力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奥古斯丁并不认为恩典把人变成没有意志的机器。
恰恰相反，他认为，恩典使被罪奴役的意志获得释放，让人能够甘心乐意地爱神、选择善。
三、两种自由意志观的根本区别
核心问题 | 伯拉纠 Pelagius | 奥古斯丁 Augustine |
|---|---|---|
人是否有自由意志？ | 有，而且能选择善恶 | 有，但受到罪的损害 |
亚当犯罪的后果 | 主要是坏榜样及死亡等后果 | 人类继承堕落的处境和原罪 |
人能否不犯罪？ | 原则上能够 | 堕落后不能靠自己脱离罪 |
恩典的作用 | 教导、帮助、赦免与鼓励 | 赦免、医治并更新意志 |
行善的能力 | 人具有神所赐的基本能力 | 真正转向神需要先行恩典 |
得救的关键 | 强调人的自由回应与责任 | 强调神恩典的主动性 |
最深的关切 | 维护人的道德责任 | 维护神恩典的必要性 |
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他们的分歧：
伯拉纠： 人既然被命令行善，就必定有能力选择行善。
奥古斯丁： 人虽然被命令行善，却必须依靠神的恩典，才能真正爱善并实行善。
四、奥古斯丁关于自由的四种状态
奥古斯丁的思想后来被西方神学家整理为四种人类状态。这是理解其自由意志观的一种特别清晰的方法。
第一阶段 · 创造之初
能够犯罪，也能够不犯罪
Posse peccare, posse non peccare
亚当在堕落前拥有真实的选择能力。
第二阶段 · 堕落之后
不能不犯罪
Non posse non peccare
人的意志受到罪的奴役，无法单凭自己恢复与神的正确关系。
第三阶段 · 恩典更新之后
能够不犯罪，但仍可能犯罪
Posse non peccare
神的恩典使人能够抵抗罪，但信徒仍然经历属灵争战。
第四阶段 · 最终荣耀之中
不可能再犯罪
Non posse peccare
人在神面前获得完全的自由，不再受到罪的诱惑和辖制。
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深刻、甚至有些反直觉的思想：
在奥古斯丁看来，最高的自由不是能够在善恶之间任意选择，而是不再受到罪恶的辖制。
现代人往往认为，自由就是“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”。
奥古斯丁却认为，一个人如果总是被贪婪、骄傲、情欲或仇恨支配，即使他能够自由行动，也并不真正自由。
真正的自由，是人的意志与神的良善完全一致。
因此，最终得荣耀的人虽然不再可能犯罪，却不是失去了自由，而是获得了最完全的自由。
五、争论的核心：人的自由与神的恩典是否矛盾？
这场争论的关键，其实不在于人有没有选择能力，而在于：
堕落之后的人，是否能够在没有神内在更新之恩典的情况下，自由地选择神？
伯拉纠担心奥古斯丁的观点会导致道德消极。
如果人没有能力不犯罪，那么人可能会说：
“既然我不能不犯罪，为什么还要努力？”
奥古斯丁则担心伯拉纠的观点会使人过度相信自己的道德能力。
如果人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就能够达到义，那么基督的救赎与圣灵的更新为什么是绝对必要的？
他们都认真看待人的责任，却从不同方向寻找答案。
这与《罗马书》有什么关系？
保罗在《罗马书》中似乎同时坚持两件事情。
第一，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负责。
“这样看来，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！”（罗马书9:14）
第二，人的得救最终出于神的怜悯。
“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意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”（罗马书9:16）
而在《罗马书》6:17–18，保罗又描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：人从前是罪的奴仆，如今却从心里顺服，并且从罪中得了释放。
这意味着，基督徒的自由不是完全独立于神的自主能力，而是从罪的奴役中被释放，获得顺服神的能力。
这与奥古斯丁的自由观十分接近。
不过，保罗在《罗马书》中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建立后世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理论，而是说明罪、律法、恩典、信心与救赎的关系。
六、教会如何回应这场争论？
公元418年，迦太基会议谴责了与伯拉纠主义相关的若干教义，特别是否认原罪、认为人能够不依赖神恩典而达到义的观点。
公元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也拒绝了伯拉纠主义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古斯丁所有关于预定、恩典和意志的论述，都成为全体基督教传统毫无争议的统一立场。
事实上，后来的基督教思想沿着不同方向继续发展：
天主教传统： 强调神恩典的优先性，同时维护人在恩典推动下真实的自由合作。
东正教传统： 强调神与人之间的协同（synergy），并且通常不接受奥古斯丁式的继承罪责观。
路德宗传统： 强调堕落的人不能凭自身能力转向神，救恩完全依赖恩典。
改革宗传统： 进一步发展奥古斯丁的恩典与预定思想，强调神有效的恩召。
卫斯理—阿民念传统： 强调先行恩典（prevenient grace），认为神的恩典使堕落的人能够真实回应福音，也能够拒绝恩典。
因此，后来的争论不再简单是“伯拉纠对奥古斯丁”，而是围绕恩典如何更新人的意志、人与神如何合作、神的预知与预定如何同人的责任相协调等问题展开。
七、从哲学角度看：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？
我认为这场争论最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，是它揭示了两种不同的自由概念。
伯拉纠比较强调选择的自由：一个人有能力在不同的行为之间作出选择，因此必须为选择负责。
奥古斯丁则进一步强调意志的自由：一个人即使能够选择，也可能因为内心欲望受到扭曲，而无法真正选择自己理性上所认同的善。
这使我们想到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：
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，就一定是自由的吗？
例如，一个人因为嫉妒而伤害别人。他没有受到外部强迫，行为出于自己的意愿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是自由的。
然而，如果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嫉妒，明知错误却不断重复，那么他是否又在某种意义上受到自己欲望的奴役？
奥古斯丁会说：正是如此。
因此，他的自由意志观不仅是一套神学理论，也是一种关于人性、欲望、道德与爱的哲学。
他在《忏悔录》开篇写道：
“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，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里面，便不得安宁。”
在奥古斯丁看来，人真正的自由不是摆脱神，而是归向神；不是不受任何约束，而是摆脱罪的辖制；不是能够任意选择善恶，而是终于能够毫无障碍地爱善。
八、我的综合理解：自由意志与恩典并非必然对立
如果把这场争论放回保罗的神学背景，我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。
首先，人有真实的道德责任。 保罗不断呼吁信徒悔改、顺服、抵挡罪、更新心意。这些命令不是空洞的。
其次，人需要神的恩典。 保罗没有把得救描述为人凭借道德努力完成的成就。人得救不是因为自己的义，而是因基督的救赎。
最后，恩典不是取消人的行动，而是使新的行动成为可能。 这在腓立比书2:12–13表现得尤其清楚：
“就当恐惧战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”
这里既有人的“立志行事”，又有神在人心中的运行。
但这节经文如何具体解释恩典与自由的关系，各教派仍有不同理解，不能简单认为它已经解决了全部争论。
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场思想史上的重要分歧：
伯拉纠担心，人若没有自由，便失去了责任；奥古斯丁担心，人若不需要恩典，便失去了救赎。
而基督教神学必须面对的深层问题，恰恰是如何同时认真对待人的责任与神的恩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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